在1976年冬天的寒风中，我穿上军装，踏入军营，开始了十五年的军旅生涯，直到1991年春天转业回到家乡。那段岁月里，我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学员八中队指导员，负责新兵的思想教育与日常管理。1985年，我在位于城市中心的部队驻地工作，交通便利，常有战士家属前来探望。
部队驻地靠近市区，探亲的家属络绎不绝。操场上，战士们列队整齐，军靴踩在地面发出清脆的声响，远处传来车辆经过的低鸣。为了规范管理，我们制定了细致的探亲流程：班长和区队长需提前报告，由中队安排食宿，干部与家属见面，介绍战士的训练和生活情况，并收集意见。这些安排旨在让家属安心，也促进军地联系。
起初，探亲活动顺利进行。家属们看到子女在部队的成长，常常喜悦地提出请干部到市区饭馆聚餐的邀请。站在招待所门前，他们热情地挥手，声音洪亮地招呼我们。我们总是摆手谢绝，解释部队有禁止外出就餐的规定。阳光下，他们的笑容略显尴尬，但大多点头理解，提着行李离开。然而，有些家属找到新办法，改在招待所餐厅订餐，以庆祝子女生日为由，邀请干部同桌。餐厅里，圆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菜肴，筷子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我们几次推辞，可家属们坚持，甚至流露出不满，认为我们态度冷淡。
展开剩余65%考虑到部分家属在地方有职务，部队工作有时需要他们的支持，我们难以一再拒绝。在招待所的餐厅里，灯光昏黄，墙上挂着部队标语，桌上的菜肴散发着香气，家属们举杯致谢，气氛热闹。我们破例参加了几次，心想仅此一二，不料却开了先例。其他家属纷纷效仿，探亲时的宴请逐渐增多。操场边的餐厅几乎每周都有这样的场景，干部们坐在桌旁，我开始察觉不妥，担心这会影响中队的风气，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制止。
一天傍晚，夕阳洒在操场上，战士们站成整齐的方阵，点名时的口号声响彻空旷的场地。我照例主持晚点名，声音在空气中回荡。当喊到新兵李国龙时，四班长站在队列前，声音略低地报告：“他父亲要回去了，他请假去车站送行。”我皱起眉头，感到疑惑。按惯例，家属探亲时需与干部见面，这位父亲为何悄无声息地离开？点名结束后，我让四班长留下，办公室桌上的文件整齐叠放，我问他详情。
四班长站在门边，双手垂在身侧，低头沉默片刻后说：“我提醒过李国龙，让他带父亲来见领导，但他不愿意。”我追问原因，他抬起头，语气急促：“别的家属来探亲，都会请干部吃饭。李国龙家种地，他是老大，下面还有弟弟妹妹，日子紧。他父亲这次来，借遍亲戚才凑够路费，没钱请客，所以李国龙直接送他走了。”我站在桌前，内心充满自责。因为对宴请的疏忽管理，竟让新兵感到如此压力。
我立即找到中队长，办公室的灯光映在他严肃的脸上，我们站在窗边商议对策。窗外，操场的灯光昏黄，远处传来战士训练的口号声。我们一致认为必须立即整改。当晚，我们召集干部开会，会议室里，桌子围成一圈，墙上的钟滴答作响。我首先承认错误，指出宴请现象对中队纪律的危害。会议决定：即日起，干部严格遵守纪律，不得接受任何礼物或宴请，同时在全队开展平等相待的教育。
随后，办公室里，木椅吱吱作响，他坐在对面，双手紧握，目光低垂。我诚恳道歉，请他向父母转达歉意，并强调部队一视同仁，任何歧视穷困的行为都与宗旨相违。我还鼓励他有事随时沟通。他听后沉默片刻，他用力点头，说：“谢谢指导员，我明白了。”
1991年春天，我转业到地方工作。新的岗位上，面对类似的“谢意”邀请，那次经历如警钟长鸣。我站在办公室窗前，回忆起操场上的点名声、招待所的灯光，以及李国龙泪水滑落的那一刻，那些画面让我始终坚守原则，果断拒绝不当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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